《政法论坛》2000年6期刊登音正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缺陷》，文章说，晚清的宪政运动，极尽鼓噪，并先后出台《钦定宪法大纲》和《重大信条十九条》。但《钦定宪法大纲》仅仅欲为日后的君主立宪提供宪法性框架，其本身并未成为当时实施君主立宪政体的基础，当时的政府亦未以《钦定宪法大纲》作为其运作的指导性文件。而《重大信条十九条》是应付辛亥革命的仓促的产物，又很快因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而成为历史的陈迹。所以，中国近代宪政体制的正式运作始于民国元年（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国前期的宪政运动充满了喧哗和骚动，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是命运多舛。中华民国元年3月11日（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于《临时政府公报》第35号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4年袁世凯公布、实施《中华民国约法》，同时废除《临时约法》，袁世凯帝制失败以后，北京政府重新召集被袁世凯于1914年1月解散的第一届国会，并恢复《临时约法》。1917年张勋借调停国会之争，复辟帝制，《临时约法》再次遭到打击；1922年直系军阀以“法统重光”的号召，再次恢复《临时约法》；1923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宪法》公布实施，《临时约法》又被取代。段祺瑞政府于1925年4月24日发布命令，称“法统已成陈迹”，正式宣布废弃法统，废除《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拉开了中国近代民主宪政的序幕，但历经十余载而归于失败。其失败的原因，除了当时政治环境的不利影响以及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低下外，临时约法本身的缺陷，如制定缺乏代表性、行政权力划分与现实政治状况相悖离、权力划分混乱等，也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临时约法的缺陷及其失败，充分昭示了中国从传统专制国家向近代民主国家过渡的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4期发表了康澄《对二十世纪前叶俄国文学中基督形象的解析》一文，作者认为，基督的形象历来在俄国文学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我们在研究俄国作家的作品时，往往注重于他们文学形式上的杰出成就，而忽略了他们创作的根本底蕴——对精神的求索。以陀斯妥耶夫斯基为真正始祖，一代又一代的俄国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实践着精神求索这个主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勃洛克、米·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作品中基督形象的解析，找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俄国社会发生巨变时时期作家们的精神探索轨迹，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他们的作品，或许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家们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6期刊登张林杰的《文化中心的迁移与30年代文学的都市生存空间》，作者说，谈30年代文学发展，20年代往往是一个必要的参照。但在以大的时代环境变迁为依据来讨论这两个时期文学的差异和联系时，人们往往忽略城市、尤其是作为文学基本生存空间的文化中心城市所起的作用。只有在京派、海派这样的文学群体或“都市文学”的研究中，这一问题才被附带提及。实际上，在二三十年代，大多数作家都主要生活和活动在文化中心城市中，文学出版机构的运作、文学运动的组织、文学潮流和时尚的发源，都与这一空间密切相关。而本时期社会政治和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也是以这一空间为中介的。因此，探讨30年代文学与文化中心城市所提供的生存空间的关系，对理解这一时期文学的某些特征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
与受校园文化影响的20年代文学和走向乡村的40年代文学相比，30年代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更为密切。在20年代的文化中心北京，新文学的主要干将多以大学校园为依凭来从事文学活动，校园作为作家与社会的中介，使本时期的文学与政治和商业都保持了一定的间距。而文学中心移向上海之后，更多的作家开始直接面对市场和社会，文学与政治和商业的关系日趋密切，租界、商业运作机制以及开放口岸的文化环境对促成这种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这场迁移既使北平远离了中心的热闹，也为当地的校园文人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宽裕的生存和文化空间，这是他们构筑静穆悠远的审美世界的前提。
在30年代，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特定的城市空间对文学产生影响的。也正是在这一时空范围里，文学形成了与20年代不同的特点，同时它也开始真正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困境与问题，这些困境和问题也可以视为文学后来在世纪之交中国的都市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的一次预演。
《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1期发表了罗志田的《〈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文章认为，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山海经》是否可以用为可信的史料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将其运用到古史研究之中是民初“思想解放”的结果，其实此书在晚清学者常备的《书目答问》之中已属史部，且已较多为清季学人使用。本文通过考察这一旧籍在近代中国学统里的沉浮，探讨民国新旧史料观的错位、传统观念怎样在“现代”学术里通过转换表现形式而延续、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传统之中断与更新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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